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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蓝模式防艾阳光照向男同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1:46:08 阅读: 来源:玻璃磨边机厂家

深蓝模式:防艾阳光照向男同

杨杰和天津市红桥区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高永军斩获第14届贝利—马丁奖的原因是,通过不懈努力,在深蓝工作组实现了政府和民间组织一站式协同防艾的模式,这在国内男同防艾工作中尚属首例。   “深蓝,意喻深蓝色的大海,希望全社会能像大海一样,拥有广博的胸怀,接纳男同的存在,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”天津深蓝工作组负责人杨杰(化名嘎嘎)如是说。   防艾走进男同浴池   接近晚上10时,记者来到天津某浴池,浴池的名字被旁边茂盛的树叶遮挡,一般人很难发现。“这里是圈子中的圣地。”杨杰介绍,很多男同都到这里寻找性伙伴,因此也是易感人群较为集中的地方,阳性检出率较高。   这里真正的浴室只有不到10平方米,仅有几个喷头。见到我们,在狭窄的通道里赤裸着身体的几名男同有说有笑。“他们在寻找性伙伴。”杨杰打开手电筒,把记者引向另一间漆黑的小屋,透过手电的光亮,只见屋里有一张长长的大通铺,地面上还散落着几个用过的安全套。“找到性伙伴后,双方就会来到这里,在黑漆漆的环境里,高危行为十分普遍。”杨杰说。   这个房间对面,就是深蓝工作组设在这里的“前哨服务点”,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高危行为干预和快速检测。由于浴室空气十分污浊,志愿者只能三班倒,轮流到室外换口气,没有休息日。尤其是晚上11时以后,人越聚越多,志愿者也会在此时发放安全套,促进他们减少高危行为。   除了通过发放安全套进行干预外,这里还开展快速检测。“这项技术由疾控中心提供,我们则利用自己的优势,找到高危人群。”杨杰说,由于浴池环境较差,为了避免感染,检测放弃了传统的静脉抽血,改用唾液快速检测。   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,2012年,该浴池HIV初筛阳性率比2011年下降了7%,MB(男男性工作者)初筛阳性率下降了20%。   男同浴池干预是深蓝和红桥区疾控中心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。   单兵作战困难多   与深蓝工作组合作前,最让高永军头疼的是如何完成对当地男男性行为者进行HIV初筛检测的任务,原因很简单——找不到这些人。   初筛不易,确诊检测就更难了。国家的政策是初筛实行匿名检测,确诊检测则要求实名制。“初筛匿名都没什么人,更别说要求人家提供真实身份了。”高永军说,那时候,通过初筛检测出的阳性者大部分会在确诊检测中流失,“流失率一度高达90%”。   在这种情况下,关爱确诊的阳性患者自然难以实现。“由于对这一人群缺乏掌控,因此很多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解决。”高永军说。   而作为民间组织,深蓝工作组面临的却是另外一些困难。   自2004年创建后,深蓝工作组便开始对天津当地的男同开展艾滋病干预和关爱。   “我们深知哪些人存在着高危行为,感染风险较高,但我们没有技术,没法为他们进行检测。”杨杰说,HIV初筛检测只能在医疗机构进行,很多人都不愿意去,我们在做干预工作时,即便苦口婆心地劝说,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做,原因如出一辙——害怕对方把信息泄漏出去。   深蓝面临的另一个困难,是没有合法身份。当时,深蓝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小区居民楼中,一些居民知道他们的身份后,便要把他们驱逐出去。   一些社会闲散人员,也打上了他们的主意。“他们得知我们得到了一些慈善机构的捐助,便以为我们很有钱,经常上门骚扰,索要保护费。”杨杰说,有几次,对方还把深蓝的志愿者打伤了。   兵合一处效果显著   2007年,高永军正在为找不到检测者而犯愁。无意中,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当地的男同聊天室,于是加入进去,但很快,他的真实身份被发现,聊天室里很多人要求把他“踢”出去,因为“他不是圈子里的人”。所幸,聊天室的一个管理员是深蓝的志愿者,他了解到高永军的诉求后,便把杨杰介绍给了高永军。   双方一拍即合。   深蓝工作组的大部分志愿者,包括杨杰本人,都是男同。杨杰具有男同社区基础,高永军则提供检测技术支持。同时,他还通过所在疾控中心出面联系辖区公安部门,解决了一直困扰深蓝的黑社会骚扰问题,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。   但合作并非一帆风顺,身份认同是个大问题。“男同不信任我,不把我看做自己圈子的人,因此即便我通过深蓝了解到谁是高危人群,人家还是不愿意来我这里做检测。”高永军说。为解决这一问题,高永军把办公地点“转移”到了深蓝,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到深蓝办公,时间长了,接触多了,很多男同慢慢对高永军产生了信任,也愿意检测了。   高永军所在的疾控中心在深蓝设立了快速检测室,对于阳性者,由深蓝予以告知。高永军说,这样的好处是双方都在同一圈子,认同度更高,避免了政府告知存在的不信任等问题。   在双方的合作下,仅2012年,红桥区疾控中心就与深蓝共同完成了5000余例男同HIV检测,参与确诊检测者达90.15%,关爱阳性确诊者达600人,随访率也高达97.8%。   深蓝模式能否复制   在深蓝工作组,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协同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,深蓝模式是否能复制到其他地区呢?对此,首届贝利—马丁奖获得者张北川表示,深蓝模式有一定的偶然因素,要推广还需要制度性保障。   张北川口中的“偶然因素”就是人。张北川介绍,杨杰和高永军都是在工作上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的。高永军不仅在深蓝设立了自己的“办公桌”,而且工作日每天都有半天时间在深蓝度过,周六日几乎没有休息,与男同打成一片。每逢节假日,高永军的妻子还带着香喷喷的饭菜来到深蓝犒劳大家。所有这些“个人因素”为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打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。   在张北川看来,要让这种模式持续推广下去,除了有勇于奉献的人,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制度保障,由政府在制度上给予民间组织保障和扶持,而不能仅仅靠个体奉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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